自由中国

孙子和以其为代表的兵家在诸子百家中是一个异类.在那个礼崩乐坏,列国纷争,彼此以邻为壑的年代,历史的主流是和平,相对于儒家的“仁者爱人”，“民贵君轻”，道家的清静无为，小国寡民，墨家的“兼爱”“非攻”，息战弭兵，法家的“法不阿贵”，，“后胜于今”，孙子的这种用刀剑蘸着鲜血在沙场上书写思想的做法，的确染上了几分暴力色彩，正如马基雅维利对“狮子的雄心”“狐狸的狡猾”的极力宣扬一样，将暴力哲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
但孙子并未招致世人对马基雅维利那样的非议，因为他懂得战争是手段而绝非目的。虽然他可能也认同“目的决定手段”的观念（这从对“兵者，诡道也”的露骨描述可以管窥），但他秉承了中国哲学家一贯的含蓄作风，首先强调了战争应有正当的目的（尽管战争本身可以动用一切不正当的手段），亦即他在《始计篇》中将“道”推至“五计”之首的做法。孙子将“令民与上同意”视作战争根本前提的观念，既揭示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，是政治矛盾发展的最高形式这一本质，同时又承认了战争对政治的决定作用，而且还将兵家的“轨道”纳入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轨道（虽然从形式上看，孙子仍然是一个异类）。
 

孙子很清楚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，并没有西哲所谓“绝对正义”，而是以社会大多数人在某一阶段的共同价值取向作为衡量标准，甚至偶尔也流露出目的决定手段的色彩。君臣纲常的卫道士伯夷，叔齐被时人目为迂朽之徒，无非是因为在商纣暴政下，西周文武二王的“兼弱攻昧”，“逆取顺守”已然成为多数人的价值取向，君臣大防也必须暂时让位。但是，中国无人敢公然与道德叫板，中国绝少法国大革命中的丹东那样公然鼓噪“道德是个婊子，她所生养的都是一群傻瓜”那样的勇士（明朝的李贽可视作几个少有的例外之一），中国的帝王篡位时也要“三辞而受”，并标榜“法尧禅舜，以应天意”，这便是中国文化的虚伪面。而孙子显然深谙此道，他对“道”并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且还将其融入整部孙子十三篇之中。“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这些俯拾皆是的至理名言无不使孙子身上闪耀着理性的光辉，亦使《孙子兵法》成为继姜尚的《六韬》之后又一部不朽的经典。
 

孙子可以视为是马基雅维利与克劳塞维茨的结合体，但他比前者更严肃，比后者更睿智。马基雅维利的痞气令许多卫道士感到不舒服，但孙子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正面声誉；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篇幅浩大，理例翔实，却不免给人以累赘之感，而孙子十三篇却言简意赅，字字珠玑，无怪乎后人评价《孙子兵法》“非上智不能明也”。《战争论》中许多章节随着时过境迁成了垃圾（克劳塞维茨和许多德国人一样琐碎而罗嗦），而《孙子兵法》却历久弥真，许多事理万世不易，这不能不说是孙子的伟大之处。
 

孙子从一个侧面解构了社会，真正从当时最直接，最急需的层面探求了促进时代进步的途径，亦即通过“以暴制暴”的方式争取长治久安，真可称为是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的无双国士。如此之伟人，却总是游离于诸子百家边缘，怎不令天下英雄同悲！